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
《第四组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发布时间：2019-08-28 09:28:59     浏览：4393    点赞：14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一条就是“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建设的决定文件，明确规定了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和纪律,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党规党纪。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抗战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廉政建设，成立了新一届中央党务委员会。先后任命李维汉，王若飞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创建廉洁政府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手示）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整肃干部纪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例草案，厉行廉洁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严惩贪污腐化，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图为1943年5月16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条例草案。小故事：1937年10月10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竟然开枪把刘茜打死了。案发后，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战功显赫，因此可以功过相抵。刘茜的家人开始非常气愤，后来也认为应让黄上前线，戴罪立功。黄自己也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检讨自己的罪行，要求上前线战死沙场。面对种种意见，毛泽东坚持立场，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示要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对黄克功处以死刑，他在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毛泽东请雷经天在公审会上宣读这封信，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党的态度。延安时期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肖玉璧案，肖玉璧是一名经历枪林弹雨考验的老红军，身上有90多处战斗伤痕。毛泽东非常关心他，曾专门指示将自己的那份牛奶份额送给肖玉璧补身体。但1942年1月，肖玉璧在担任税务局长期间，贪污公款3035元，被判处死刑。他写信给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同样坚持原则，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同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坚强决心。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封信则是朱德为官清廉的写照。1937年，朱德老师的儿子邓恢明到山西洪洞八路军总部看望朱德。从谈话中，朱德得知四川老家仪陇正逢旱灾，他非常担心家乡两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不能渡过荒年，很想接济两位老母，但苦于身无分文，不得不给自己儿时的好友、也是老同学的戴与龄写信请求资助。信中这样写道“我以好友身份向你募两佰中币，速寄我侄儿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即便将来亦是如此。请作募捐吧。”1940年1月，针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全国掀起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时，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谬论，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有十大好处的著名论断，即“十个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图为在延安召开的主力红军改编誓师大会。 （红军改编是个非常大的工程，部队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一部分战士能够理解和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也有一部分战士对于改编换装认识不足，以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针对这些认识，部队东进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此次行军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发扬战士们高度的抗战热情，保证部队的巩固与战斗力的加强；要用模范的群众纪律与抗日实际行动，来影响友军，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并强调部队要开展纪律检查工作，要模范地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廉政、守纪的楷模，其它抗日根据地也不断加强纪律建设。1938年5月14日，中共晋察冀省委制定《关于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廉政条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1935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强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等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小故事：杨靖宇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曾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日军惨无人道地将杨靖宇的头割下，又解剖了他的尸体，要看看他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使他坚持了那么多天的战斗。结果发现杨靖宇的肠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赵一曼是东北联第三军二团政委。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日军用马鞭狠戳她腿部伤口，并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身负重伤的赵一曼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赵一曼在慷慨就义之时，留下了对儿子的期盼：“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国统区中共组织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在国统区端正党风严肃党纪，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 1938年3月长江局发出《中共中央长江局关于转移党组织关系的通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实行极严格铁的纪律的党，不经党组织批准自由转移组织关系的行为是减弱与违反党的纪律。周恩来在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期间，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图为周恩来在重庆。小故事：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周恩来过生日的小故事。1943年，周恩来45岁生日的时，同志们打算做几个简单的菜为他庆祝，但他坚决不同意，只让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面。不久，他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要求自己：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她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中共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为节省开支制作了共用的时尚衣裙，因公需要时就换上这身衣裳。延安整风整顿党风增强党性从1941年5月起，延安开展了大规模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阐述了加强党员修养的必然性与重要性。1940年，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话稿《党的铁的纪律》，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纪律的原因，要求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1942年5月5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作总结发言，会后，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整风运动胜利结束。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图为晋察冀根据地的群众在开荒。平柜里展示的是毛泽东所著的《组织起来》，抗战时期的纺车、1942年延安县纺织工厂股票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 ( 1896—1947)，抗战时期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宣传中国抗战。图为1938年5月毛泽东与卡尔逊在延安。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界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捐钱捐物，支援前线。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在海外成立华侨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阻运日货，集募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　　（陈嘉庚（1874—1961）是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地区著名华人企业家、爱国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1940年3月，国难当头之际，陈嘉庚率团到国内访问，为国内援助了大量抗日资金和物资。他先到国统区，国民党准备了一顿800块大洋的盛宴款待他。随后，他来到延安，毛泽东为了欢迎陈嘉庚，除了做了些地里种的菜之外，还特意花了几元钱从一位老大娘那儿买了一只鸡。正是通过这前后一奢一简的鲜明对比，使陈嘉庚进一步看清了当时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使他认定：“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他在延安访问的这8天，不止一次的发出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告诉人们，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占领北京推翻明朝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部分将领生活腐化，从而丧失了民心，最终导致起义失败。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把这篇文章定为整风文件，号召全党学习。同年11月，（手示）毛泽东还致信郭沫若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平柜中展示的是《整风文献》、《整风学习文件》、《整风参考资料》、《整顿三风研究汇集附录》、《介绍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瓷杯、瓷壶和瓷碗。中共七大强调加强党的纪律监督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党章。党章明确规定：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1945年7月1日至5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等6人到延安访问，希望共产党能走出一条新路。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兴盛—腐败—衰亡”的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图为延安、重庆、上海、武汉各地人民欢庆抗战胜利。